于谦

于谦(1398年5月13日-1457年2月16日),字廷益,号节庵,官至少保,世称于少保。汉族,明朝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杭州钱塘县人。因参与平定汉王朱高煦谋反有功,得到明宣宗器重,担任明朝山西河南巡抚。明英宗时期,因得罪王振下狱,后释放,起为兵部侍郎。土木之变后英宗被俘,郕王朱祁钰监国,擢兵部尚书。于谦力排南迁之议,决策守京师,与诸大臣请郕王即位。瓦剌兵逼京师,督战,击退之。论功加封少保,总督军务,终迫也先遣使议和,使英宗得归。天顺元年因“谋逆”罪被冤杀。谥曰忠肃。有《于忠肃集》。于谦与岳飞、张煌言并称“西湖三杰”。 于谦的诗文(287篇) 于谦的名句(12条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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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生平

年少有为
  于谦家族世居考城(故里在今河南省民权县程庄镇于庄村)。太祖于伯汉先居山西后迁至苏州,高祖于夔仕元为官。于谦的曾祖父于九思任杭州路大总管,遂迁居杭州钱塘县太平里,故史载于谦为浙江钱塘人。祖父于文明洪武年间任工部主事,父亲于彦昭隐居家乡钱塘不仕,于谦少年时即敬佩仰慕文天祥的气节,悬文天祥像于座位之侧,几十年如一日。

  于谦七岁时,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,说:“这是将来拯救时局的宰相。”八岁时,他穿着红色衣服,骑马玩耍。邻家老者觉得很有趣,戏弄他说:“红孩儿,骑黑马游街。”于谦应声而答:“赤帝子,斩白蛇当道。”下联不仅工整,而且还显露出他非同寻常的气势。

  永乐十九年(1421年),于谦考取辛丑科进士。

巡按江西
  宣德元年(1426年),汉王朱高煦在乐安州起兵谋叛,于谦随明宣宗朱瞻基亲征。于谦被任命为御史,待高煦出降,明宣宗让于谦数落他的罪行。于谦正词崭崭,声色震厉,朱高煦在这位御史的凌厉攻势下,被骂得抬不起头,趴在地上不停地发抖(伏地战栗),自称罪该万死。明宣宗大悦,当即下令派于谦巡按江西,平反冤狱数百起。于谦巡抚晋豫于谦上书奏报陕西各处官校骚扰百姓,诏令派御史逮捕他们。

  宣德五年(1430),宣宗知道于谦可以承担重任,当时刚要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接派驻省的巡抚,于是亲手写了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,越级提升为兵部右侍郎,巡抚河南、山西。于谦到任后,轻装骑马走遍了所管辖的地区,访问父老,考察当时各项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,并立即上书。一年上书几次,稍有水旱灾害,马上上报。

  正统六年(1441年)上书说:“现在河南、山西都积蓄了数百万斤粮食。请在每年三月份时,令府州县报上缺少食物的下等民户,然后按分额支给他们粮食,先给豆类和高粱,其次给小米和麦子,最后给稻谷,等秋收后偿还。因年老有病以及贫困而不能偿还的则给予免除。州县官吏任期已满应当升迁的,如果预备粮不足,不能离任。还要命令风宪官员经常监察。”皇上下令施行。河南黄河沿岸,经常被洪水冲开缺口。于谦令加厚建筑堤坝,每个乡里都要设亭,亭设亭长,责令其督率修缮堤坝。又命令百姓种树挖井,结果当地榆柳夹路,行人也不再受渴了。大同孤立在塞外,按抚山西的官员常走不到,于谦请另设御史来治理。又把镇边将领私人开垦的田地全部收为官家屯田,以资助边防开支。于谦的恩威远为流行,太行山的盗贼为此而不敢露面。

巡抚晋豫
  正统年初,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主持内阁朝政,都很重视于谦。于谦所奏请的事,早上上奏章,晚上便得到批准,都是“三杨”主办的。但于谦每次进京商议国事时,都是空着口袋进去,那些有权势的人不能不感到失望。

  到了“三杨”已经去世,太监王振开始掌权,作威作福,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。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。每逢朝会期间,进见王振者,必须献纳白银百两;若能献白银千两,始得款待酒食,醉饱而归。而于谦每次进京奏事,从不带任何礼品。有人劝他说:“您不肯送金银财宝,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?”于谦潇洒一笑,甩了甩他的两只袖子,说:“只有清风。”还特意写诗《入京》以明志:绢帕蘑菇及线香,本资民用反为殃。清风两袖朝天去,免得闾阎话短长。后于谦入朝,推荐参政王来、孙原贞。

  通政使李锡逢迎王振的指使,弹劾于谦因为长期未得晋升而心生不满,擅自推举人代替自己。把他投到司法部门判处死刑,关在狱中三个月。后来百姓听说于谦被判处死刑,一时间群民共愤,联名上书。王振便编了个理由给自己下台,称从前也有个名叫于谦的人和他有恩怨,说是把那个“于谦”和被关起来的于谦搞错了,才把于谦放出来,降职为大理寺少卿。后囚山西。

  山西、河南的官吏和百姓俯伏在宫门前上书,请求于谦留任的人数以千计,周王、晋王等藩王也这样上言,于是再命于谦为巡抚。当时的山东、陕西流民到河南求食的,有二十余万人,于谦请求发放河南、怀庆两府积储的粟米救济。又奏请令布政使年富安抚召集这些人,给他们田、牛和种子,由里老监督管理。前后在任共十九年,他父母去世时,都让他回去办理丧事,不久便起用原职。

  正统十三年(1448年),于谦被召回京,任兵部左侍郎。

保卫京师
  正统十四年(1449年)七月,也先大举进犯,王振挟持明英宗亲征。于谦和兵部尚书邝埜极力劝谏,但明英宗不听。邝埜跟随明英宗管理军队,留于谦主持兵部的工作。待到英宗在土木堡被俘,京师大为震惊,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郕王监国,命令群臣讨论作战和防守的方略。

  侍讲徐珵(即徐有贞)说星象有变化,应当迁都南京。于谦厉声说:“提议南迁的人应当斩首!京师是天下根本,只要一动便大事去矣。难道不见宋朝南渡的故事吗?”于谦力主抗战,得到吏部尚书王直、内阁学士陈循等爱国官员的支持。郕王肯定了他的说法,防守的决策就这样定下来了。

  当时京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、精锐的骑兵都已在土木堡失陷,剩下疲惫的士卒不到十万,人心惶惶,朝廷上下都没有坚定的信心。于谦请郕王调南北两京、河南的备操军,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,江北和北京所属各府的运粮军,立即奔赴顺天府,依次经营筹画部署,人心遂稍稍安定。随后,于谦升任兵部尚书,全权负责筹划京师防御。

铲除奸党
  郕王刚刚摄政朝议时,右都御史陈镒上奏请求诛杀王振全族,廷臣一时纷纷响应。朱祁钰无法做决定,于是下令择时改议,廷臣则抗议不依。此时,王振党羽、锦衣卫都指挥使马顺站出叱斥百官。户科给事中王竑突然带头在朝廷上猛击马顺,众臣纷纷跟随,马顺当即毙命,一时血溅朝堂,而士卒亦声汹欲诛。郕王朱祁钰看后大惧,欲起身离去,于谦挤到郕王身前,扶臂劝导道:“马顺等人罪该诛死,打死勿论”,众人听后方止,而此时于谦的袍袖已经裂开。在他退出左掖门时,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道:“国家正是倚仗您的时候。今天这样的情况,即使是一百个王直也处理不了啊!”在那时,朝廷上下都倚重于谦,而于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。

辅助朝纲
  当初,大臣担忧国家没有君主,太子年幼,敌寇将至,请皇太后立郕王为皇帝,郕王再三推辞。于谦大声说:“我们完全是为国家考虑,不是为个人打算。”郕王于是受命。九月,郕王即帝位为代宗,于谦进去回答问话,情绪激昂地哭着说:“敌寇得意,要挟持扣留太上皇,这样形势下他们必然轻视中国,长驱南下。请命令各边境的守臣竭力防守遏制。京营士兵的器械快要用完了,需要马上分道招募民兵,令工部制造器械盔甲。派遣都督孙镗、卫颖、张辄、张仪、雷通分兵据守九门重要的地方,军队驻扎在外城的外面。都御史杨善。给事中王竑亦参与这些事,迁徙外城附近的居民进入城内。储存在通州的粮食,令官军自己去支领,用装足的米作为代价,不把粮食留给敌人。文臣像轩倪这样的人,应该用为巡抚。武臣像石亨、杨洪、柳博这样的,应该用为将帅。至于军队里面的事情,我自己承担,没有成效就判我的罪。”对他的意见,明代宗全都认真地接纳了。

  十月,敕令于谦提督各营军马。而也先挟持着太上皇(英宗)攻破紫荆关直入,进窥京师。石亨建议收兵固守使敌兵劳累衰竭。于谦不同意,说:“为什么向他示弱,使敌人更加轻视我。”马上分别调遣诸将带领二十二万兵士,在九门外摆开阵势:都督陶瑾在安定门,广宁伯刘安东直门,武进伯朱瑛朝阳门,都督刘聚西直门,镇远侯顾兴祖阜成门,都指挥李端正阳门,都督刘得新崇文门,都指挥汤芦宣城门,而于谦自己和石亨率领副总兵范广、武兴在德胜门外列阵,抵挡也先。把兵部的事交给了侍郎吴宁,把各城门全部关闭,自己亲自督战。下令:临阵将领不顾部队先行退却的,斩将领。军士不顾将领先退却的,后队斩前队。于是将士知道必定要死战,都听命令。副总兵高礼、毛福寿在彰义门北面抵挡敌人,俘虏了一个头目。明代宗高兴,令于谦选精兵聚集在教场,以便调动;再命太监兴安、李永昌同于谦一起管理军务。

  当初,也先部队深入,以为早晚就可以攻下京城,及至见到明朝官军严阵以待,有些丧气。叛变了的宦官喜宁教唆也先邀明朝大臣迎接上皇,索取黄金和丝织品以万万计;又邀于谦及王直、胡濙等出城谈判。明代宗不准许。也先更加沮丧。庚申,也先部队窥伺德胜门。于谦令石亨率神机营在空屋里设下埋伏,派几个骑兵引诱敌人。敌人用一万骑兵逼近,副总兵范广发射火药武器,伏兵一齐起来迎击。也先的弟弟孛罗,平彰卯那孩被炮打死,也先部队转移到西直门,都督孙镗抵御他,石亨亦分了部分兵力来到,敌寇撤退。副总兵武兴在彰义门攻打敌军,和都督王敬一起挫败了也先的前锋。敌军正要退却,而几百个骑着马的宦官想争功,冲马争着向前。阵脚乱了,武兴被乱发的箭射死。寇兵赶到土城,居民爬以屋顶,呼喊着用砖石投掷敌人,喧声震天。王竑和福寿的援兵赶到,敌军于是撤退。相持了五天,也先的邀请没人理他,作战又失利,知道不可能达到目的,又听说各地勤王的部队马上要开到,恐怕截断了他的归路,于是拥着上皇由良乡向西去。于谦调各将领追击,到居庸关才回来。评功,加于谦少保、总督军务。于谦说:“四郊多保垒,是卿大夫的耻辱,怎么敢求取赏赐功劳呢!”坚决推辞,明代宗不准。于是增兵守真定、保定、涿州、易州等府州,请求用大臣镇守山西,防止敌寇南侵。

  景泰元年(1450年)三月,总兵朱谦奏称敌兵三万围攻万全,敕令范广担任总兵官抵御他:不久,敌寇退,于谦请求即驻兵居庸关,敌寇来则出关剿杀,敌寇退则回京师驻守。大同参将许贵奏北面有三个人到镇上,想朝廷派使者讲和。于谦说:“以前派指挥季锋、岳谦前往讲和,而也先跟着入寇。接着派通政王复、少卿赵荣,见不到上皇就回来了。显然,不能依靠和谈。况者我和他的仇不共戴天,从道理上来说也绝不可以讲和。万一和了他要满足无穷无尽的要求,答应则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,不答应又会发生变乱,这形势也不能讲和。许贵是武臣,而这样恐惧畏缩,怎能敌汽同仇,按法律该处死。”发出文书严厉谴责他。从此边境的将领人人都主张坚守作战,没有敢说讲和的。

  当初,也先诸多要挟,都是由喜宁策划的。朱祁镇(英宗)策划镇守大同的将领抓了喜宁,把他杀了。又给王伟想办法,让他引诱杀了奸细田小儿。而且利用间谍实行离间,请求特别释放了忠勇伯把台家,答应封给爵位,让他从中想办法。也先开始有放回上皇的意思,派使者来联系,京师的戒备才稍稍放松了一点。于谦上言:“南京重地,需要有人加以安抚稳定。中原有很多流民,假如遇上荒年,互相呼应聚集成群,这是很值得担心的。请敕令内外守备和各处巡抚用心整顿,防患于未然,召回派往内地召募发兵的文武官员和镇守中宫。”

  到了八月,太上皇被留在北方已经一年。也先见中国没有什么事端,更想讲和,使者接连前来,提出把上皇送回。大臣王直等商议派使者前往迎接,明代宗不高兴地说:“朕本来不想登大位,当时是被推上来的。”于谦从容地说:“帝位已经定了,不会再有更改,只是从情理上应该赶快把他接回来罢了。万一他真有什么阴谋,我就有话说了。”明代宗看看他便改变了面色说:“听你的、听你的。”先后派遣了李实、杨善前往。终于把上皇接了回来,这是于谦的功劳。

  太上皇已经回来,瓦剌请求朝贡。先前贡使不过百人,正统十三年增加到三千余人,对给予的赏赐总不满足,便入侵。瓦剌又派三千人来朝,于谦请求列兵居庸关以备不测,在京师隆重陈兵,设宴招待。因此说到和议很难依靠,逐条进上安定边境的三个策略。请求敕令大同、宣府、永平、山海、辽东各路总兵官增修墙准备防御。京兵分别隶属于五军营、神机营、三千营,虽然各设有总兵。但不相统一,请求选择精锐十五万人,分为十营团操,从此开始了团营的制度。这事记载在《明史·兵志》中。瓦剌入贡,常常携带以前掳去的人口来。于谦一定奏请酬劳使者,前后赎回了几百人。

  当初,永乐年中,投降过来的人被安置在京畿附近的很多。也先入侵时,很多成了内应。于谦想分散遣送他们。因为西南有战事,每次出征,都挑选他们精锐的骑手,从厚资助他们前往,然后再遣送他们的妻子,内患得以平定。杨洪以独石入卫,八个城都给了敌人。于谦使都督孙安率轻骑兵出龙门关占据了它,招募百姓屯田,边战边守,八个城得以收复。贵州苗未平定,何文渊建议撤去布使、按察两司。专设都指挥使司,用大将镇守。于谦说:“不设两个司,是放弃了这地方。”建议遂作罢。于谦认为上皇虽然回来了,但国耻未洗雪,正值也先和脱脱不花结怨,请求趁机派大军,自己前往征讨他,以报复从前的仇恨,清除边患。明代宗不准。

  于谦主持兵部工作时,也先的势力正在扩张,而福建邓茂七、浙江叶宗留、广东黄萧养各自拥有部众和自封的封号,湖广、贵州、广西、瑶、侗、苗、僚到处蜂起作乱,前后的军队征集调遣,都是于谦独自安排。当战事匆忙急迫,瞬息万变的时候,于谦眼睛看着手指数着,随口讲述奏章,全都能按照机宜采取正确的方针方法。同事和下属接受命令,彼此看着都感到惊骇佩服。号令严明。虽然是勋臣老将稍有不守法度,立即请圣旨切实责备。一张小字条送到万里外,没有不谨慎小心执行的。他才思的畅通敏捷,考虑的周到仔细,一时没有人能比得上。他性情淳朴忠厚过人,忘身忧国。上皇虽然回来了,一点也不说自己的功劳。东宫改易以后,明代宗命令凡是兼东宫太子宫属者支取两份俸禄。诸臣都表示推辞,只有于谦一再推辞。自己的生活很简单俭朴,所居住的房子仅仅能够遮挡风。明代宗赐给他西华门的府第,推辞说:“国家多难,臣子怎么敢自己安居。”坚决推辞,明代宗不准。于是把明代宗前所赏赐的玺书、袍服、银锭之类,全部封好写上说明放到那里,每年去看一看罢了。

  明代宗很了解于谦,所议论奏请的事没有不听从的。明代宗曾经派使者到真定、河间采择野菜,去直沽制造鱼干,于谦一说便马上停止。任用一个人,一定悄悄访问于谦。于谦实事求是地回答,没有隐瞒,也不躲避嫌疑怨恨。因此那些不称职的人都怨恨他,而不像他那样被明代宗信用的,亦往往嫉妒他。当敌寇刚刚撤退时,都御史罗通立刻上奏章弹劾于谦登记的功劳薄不实在。御史顾曜说于谦太专权,干预六部的大事奏请实行,好像他就是内阁一样。于谦根据祖制反驳他们,户部尚书金濂亦上疏为他争辩,但指责他的人还是不断收集他的材料。各御史多次用苛刻的文词上奏弹劾他,全靠景泰帝力排众议,加以任有,他才得以尽量实现自己的计划。

  于谦的性格很刚强,遇到有不痛快的事,总是拍着胸脯感叹说:“这一腔热血,不知会洒在哪里!”他看不起那些懦怯无能的大臣、勋臣、皇亲国戚,因此憎恨他的人更多。又始终不赞成讲和,虽然上皇因此能够回来,但上皇并不满意。徐珵因为提出迁都南京,受到于谦斥责。这时把名字改为有贞,比较容易得到提升进用,经常咬牙切齿地恨于谦。石亨本来因为违犯了军法被削职,是于谦请求明代宗宽恕了他,让他总理十营兵,但因为害怕于谦不敢放肆,也不喜欢于谦。德胜门一仗的胜利,石亨的功劳并不比于谦大,而得到世袭侯爵,内心有愧,于是上书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冕。明代宗下诏让他到京师,于谦推辞,明代宗不准。于谦说:“国家多事的时候,臣子在道义上不应该顾及个人的恩德。而且石亨身为大将,没有听说他举荐一位隐士,提拔一个兵卒,以补益军队国家,而只是推荐了我的儿子,这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吗?我对于军功,极力杜绝侥幸,绝对不敢用儿子来滥领功劳。”石亨更是又愧又恨。都督张辄因为征苗时不守律令,被于谦弹劾,和内侍曹吉祥等都一向恨于谦。

夺门之变
  景泰八年(1457年)正月壬午,石亨和曹吉祥、徐有贞迎接上皇恢复了帝位,宣谕朝臣以后,立即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捕入狱。诬陷于谦等和黄囗制造不轨言论,又和太监王诚、舒良、张永、王勤等策划迎接册立襄王。石亨等拿定这个说法,唆使科道官上奏。都御史萧维祯审判定罪,坐以谋反,判处死刑。王文忍受不了这种诬陷,急于争辩,于谦笑着说:“这是石亨他们的意思罢了,分辩有什么用处?”奏疏上呈后,英宗还有些犹豫,说:“于谦是有功劳的(谦实有功)。”徐有贞进言说:“不杀于谦,复辟这件事就成了出师无名。”明英宗的主意便拿定了。正月二十三日,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,就在这座他曾拼死保卫的城池前,得到了他最后的结局——斩决。史载:天下冤之!于谦被杀之后,按例应该抄家,可抄家的官员到于谦家时,才发现这是一项十分容易完成的工作,因为于谦家里什么也没有,除了生活必需品外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财(家无余财)。遂溪的教谕吾豫说于谦的罪应该灭族,于谦所推荐的各文武大臣都应该处死。刑部坚持原判这才停止了。千户白琦又请求写上他的罪行,刻板印刷在全国公布。

诬告被杀
  于谦自从土木之变以后,发誓不和敌人共生存。经常住在值班的地方,不回家。一向有痰症病,明代宗派太监兴安、舒良轮流前往探望。听说他的衣服、用具过于简单,下诏令宫中造了赐给他,所赐东西甚至连醋菜都有了。又亲自到万岁山,砍竹取汁赐给他。有人说明代宗太过宠爱于谦,兴安等说:“他日夜为国分忧,不问家产,如果他去了,让朝廷到那里还能找到这样的人?”到抄家的时候,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,只有正屋关锁得严严实实。打开来看,只有朱祁钰赐给的蟒袍、剑器。于谦死的那天,阴云密布,全国的人都认为他是冤枉的。有一个叫朵儿的指挥,本来出自曹吉祥的部下,他把酒泼在于谦死的地方,恸哭。曹吉祥发怒,鞭打他。第二天,他还是照样泼酒在地表示祭奠。

  都督同知陈逢被于谦的忠义感动,收敛了他的尸体。过了一年,于谦的养子于康将其归葬于杭州西湖南面的三台山麓。陈逢,是六合人。曾被推举为有将领之才,是从李时勉门下举荐的。皇太后开始时不知道于谦的死,听说以后,叹息哀悼了几天。英宗也后悔了。

沉冤得雪
  于谦已死,由石亨的党羽陈汝言任兵部尚书。不到一年,所干的坏事败露,贪赃累计巨万。明英宗召大臣进去看,铁青着脸说:“于谦在景泰朝受重用,死时没有多余的钱财,陈汝言为什么会有这样多?”石亨低着头不能回答。不久边境有警,明英宗满面愁容。恭顺侯吴瑾在旁边侍候,进谏说:“如果于谦在,一定不会让敌人这样。”明英宗无言以对。这一年,有贞被石亨中伤,充军到金齿口。又过了几年,石亨亦被捕入狱,死于狱中;曹吉祥谋反,被灭族,于谦事情得以真相大白。

  明宪宗成化初年,将于冕赦免回来,他上疏申诉冤枉,得以恢复于谦的官职,赐祭,诰文里说:“当国家多难的时候,保卫社稷使其没有危险,独自坚持公道,被权臣奸臣共同嫉妒。先帝在时已经知道他的冤,而朕实在怜惜他的忠诚。”这诰文在全国各地传颂。

  明孝宗弘治二年(1489年),采纳了给事中孙需的意见,追赠于谦为特进光禄大夫、柱国、太傅,谥号肃愍,赐在墓建祠堂,题为“旌功”,由地方有关部门年节拜祭。万历中,改谥为忠肃。杭州、河南、山西都是历代奉拜祭祀不止。

  万历十八年(1590年),改谥为“忠肃”。

  乾隆十六年(1751年),乾隆帝南巡,题写匾额“丹心抗节”。

评价

  于谦一生,可谓历经千锤万击,烈火焚烧的磨难。先是参加科举考试时,以状元的文才被降到三甲第九十二名,几乎名落孙山。无它,就因为他不肯对主考官溜须拍马招致妨恨而已。等到当上官,又因为敢于为民请命,严惩作奸犯科权贵,而受到排挤打击。人家当官前呼后拥,尽显官威;于谦当官便服一套 瘦马一匹。同僚并不以其为谦虚清廉,却说他坏了官场规榘。

  公元1449年,蒙古侵略军席卷南下,明英宗偏听全无军事常识的太监指划,结果土木堡一战,明朝最精锐的三大营,共约二十万大军全军覆没,明英宗做了阶下囚。消息传到京城,有人主张南逃,有人主张投降。危急关头,于谦挺身而出,痛斥种种逃跑主义投降主义,调集各路兵马保卫京城。敌方以明英宗为人质,要明朝朝廷投降,否则就杀掉英宗。有人又主张献城投降以保英宗之命。于谦却义正词严地质问:到底国家民族重要,还是英宗的个人生命重要?坚决拒绝敌军最后通牒。于谦带领22万大军,坚守京城,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。侵略者见死伤惨重捞不到半点油水,又顾虑中原毕竟国大力大,正所谓烂船尚有三斤钉,一个不小心被于谦反攻过来恐怕后果堪虞。就卖个顺水人情,在退军之时将明英宗送回明朝廷。明英宗回朝登位不思于谦抗敌之功,却恨于谦不听蒙古兵之劝,几乎命丧刀下,就找个借口把于谦下狱,随即斩首,一泄私愤。一直到明英宗死后,明宪宗登位,才为了平息民愤收买人心,下令为于谦落实政策,平反昭雪。生衰死荣,令人握。怪不得民谚说:忠忠直直,终须乞食,奸奸狡狡,朝煎晚炒。

书卷多情似故人,晨昏忧乐每相亲。

眼前直下三千字,胸次全无一点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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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风落日草斑斑,云薄秋空鸟独还。

两鬓霜华千里客,马蹄又上太行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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杖履逍遥五柳旁,一辞独擅晋文章。

黄花本是无情物,也共先生晚节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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杖履逍遥五柳旁,一辞独擅晋文章。

黄花本是无情物,也共先生晚节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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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去年来白发新,匆匆马上又逢春。

关河底事空留客?岁月无情不贷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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寄语天涯客,轻寒底用愁。

春风来不远,只在屋东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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